錦緞　 陳晨

4月10日，注定是載入全球藥物研發史冊的一天。

那一天，FDA宣布了一項重大決策：將逐步取消對單克隆抗體療法及其他藥物動物實驗的強制要求，轉而采用“更有效且更具人體相關性”的新方法，比如類器官、器官芯片等。

用動物進行臨床試驗，是FDA持續了近百年的慣例。早在1938年，美國就通過《聯邦食品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》規定了所有藥物上市前都需要在動物身上先測試安全性，這也成為全球藥物研發遵循的共同規定。但動物臨床試驗也有其缺點，一方面在這個過程中的確存在倫理道德問題，另一方面，動物試驗其實也不能完全反映人體情況。

FDA表示，這次淘汰動物臨床試驗是一場人與動物的雙贏：對于患者來說，用新方法能讓新藥物的研發更高效、更安全。對于動物來說，每年至少有數千只動物免受臨床試驗的折磨。

不過，FDA所圖或許不止這么簡單。往深了看，這場“臨床研究”革命背后，實質是一場激烈的醫藥產業話語權爭奪戰。這場隱秘的爭奪戰，說白了就是要搶占醫藥產業鏈的話語權，誰掌握了這個話語權，誰就能夠賺到更大的利益。

正如圍棋中，擁有“先手棋”的一方，往往能夠搶占棋局主動權。此次，FDA對于臨床試驗的改革，更深的意圖就是想牢牢抓住生物科技標準制定的*話語權，讓美國在未來生物制藥競爭中持續保持*優勢。

01

主動發起的范式切換

歷史上那些能夠率先挑起并完成產業范式切換的，往往都會成為整個產業的顛覆者。

雖然FDA一直在積極推進取消動物臨床試驗，但受限于技術遲遲無法實質性地推進。早在上世紀80年代，FDA就*次透露出減少動物實驗的主張，本著“3R 原則”：Replacement（替代）、 Reduction（減少）、 Refinement（優化），開始推廣體外試驗作為動物實驗補充的理念。

當然，在此后的幾十年間，這種主張也僅僅停留在鼓勵層面，直到2022年才進入快車道。當年8月，FDA批準了由賽諾菲和類器官芯片公司Hesperos合作的一項臨床試驗，這是全球*完全基于類器官芯片研究獲得臨床前數據的新藥進入臨床試驗，用于治療兩種罕見的自身免疫性脫髓鞘神經疾病。取代動物臨床試驗才算真正進入到執行層面。

這邊產業剛剛邁出*步，那邊美國政府就急不可耐地修改法案。2022年9月，美國國會通過的《FDA現代化法案2.0》法案就取消了動物實驗的強制令，算是*次法案層面推進取消動物臨床事宜，但當時并未制定正式計劃。

本次FDA發布的公告算是對當年法案的落地指引，相比之前更落地、更具體化。現在FDA明白告訴企業，需要達到什么樣的需求和條件。

具體來看，FDA的改革計劃在1～3年短期內，借力全球現有實驗數據，避免重復做動物實驗，把單抗的動物測試時間從6個月縮到3個月，并先試點替代動物實驗。5年長期目標則是，將非動物替代方法數據庫形成默認標準，實在解決不了的科學難題，才允許用動物實驗兜底。這算是徹底將取消動物實驗提到了日程上來。

從明面上來看，FDA做出這個抉擇的確是出于倫理道德與公共衛生的考量。這些年來，動物實驗尤其是活體解剖實驗的道德倫理爭議一直存在。此前，由于動物保護組織的抗議施壓，全球臨床前CRO巨頭查爾斯河就被迫關閉了其在英格蘭的猴子養殖場，全球*還在將實驗猴運送至世界各實驗室的法國航空公司也停止了運送。

并且，動物試驗需要昂貴的支出。據《Nature》報道，新藥研發的平均成本約為26億美元。其中臨床前動物實驗成本約占2000萬-5000萬美元。但錢花出去了，效果卻未必能達到，動物臨床試驗在 “預見性” 方面并不是*正確。此前一篇發表在《Expert Opinion on Drug Discovery》上的綜述文章指出，對于正在研究的抗癌新藥物，從動物模型研究到臨床評估的成功轉化能力，估計只有8%或更低。

更重要的是，中國是美國實驗用猴*的出口國。此前，因為新冠疫情突然暴發，相關研究需求陡增，全球實驗用猴供應短缺，中國又發布了禁止出售野生動物的禁令，導致美國生物制藥行業出現了“猴荒”。

可以預見，即便只出于對醫藥產業鏈安全不被猴子“卡脖子”，FDA對于取消臨床試驗的趨勢也會進一步加強，直到他們認為已經收獲到想要的話語權為止。

這種主動推動技術變革的策略，與AI、新能源等領域的“領跑”邏輯一脈相承：通過政策與技術創新綁定，重塑全球產業鏈標準。

02

有人崛起，有人退場

FDA敢于如此果斷地淘汰動物臨床試驗，背后還是離不開美國在AI、類器官、類器官芯片等前沿領域所積攢的硬實力。

類器官是通過干細胞進行自組裝，形成特定器官結構的模擬和器官芯片技術，目標在于體外模擬人體器官的結構和功能。而器官芯片則更進一步，能將體外模型的生理仿真度進一步提升。就像在一塊U盤大小的透明芯片里，裝上迷你版“心臟”“肝臟”或“肺”，能部分模擬人體器官功能，以供藥理研究。

類器官培養*的優點在于，能在短時間內構建出高度模擬人體內真實情況的體外培養模型。借助這些新技術，單抗等藥物的安全測試周期能壓縮至數月。因此，這也是測試藥物治療癌癥和其他疾病的主流替代選擇。

售價方面，培養單批類器官成本約1000-10000美元，長期培養和分析需要數萬美元，總體而言還是比動物實驗便宜。

不過，由于組裝的復雜性、數據分析相關的困難，此前類器官的發展仍然存在挑戰。然而，AI的興起，使得在大量數據上訓練人工智能算法成為可能，也加速從實驗室研究到臨床應用的轉變。

通過算法優化培養條件、 AI圖像識別自動分析類器官形態、AI預測*實驗方案，減少試錯，可以解決類器官培養成功率低、數據分析難實驗成本高的問題。可以說，類器官和器官芯片在AI的加持下如虎添翼，這也加速了FDA推動取消動物試驗的進程。

從長遠看，AI與類器官的崛起，會改變傳統CRO行業的遠期競爭邏輯。雖然眼下動物臨床試驗仍是主流，但長期來看非動物臨床試驗將會逐步崛起。與此同時，FDA作為全球監管領域的風向標，其政策變革往往都會被全球其他國家借鑒、參考。這意味著未來動物臨床試驗的替代，將有可能蔓延到全球。

傳統CRO需要投入巨資，向類器官與AI等技術靠攏。在海外，像查爾斯河這樣的海外CRO巨頭，早在2024年就開始啟動替代方法推進項目，來尋找動物實驗替代方案，可以說他們已經搶跑。

03

一場劇變

新技術會帶來顛覆式的體驗，讓新型公司成長可以繞開傳統巨頭定義的護城河，誕生新的機會。這既可以形容當下的中國新能源汽車行業，也可以預測未來創新藥臨床試驗行業走向。

在某種程度上來說，傳統創新藥臨床試驗與傳統油車研發有著異曲同工之處，兩者都是高風險高投入。油車時代每開發一個新車型都需要大量資金，同時面臨新車型無法成為爆款，巨額資金打水漂的。因此，傳統燃油車更鼓勵路徑依賴，而不鼓勵破壞式創新。

在新藥研發領域也是如此，傳統的創新藥研發，需要承擔“十年十億美元”的巨大風險。而在未來，隨著AI、類器官、類器官芯片等技術的逐步成熟，可能會給臨床試驗帶來顛覆式的改革，這將帶來新機會。

比如，AI制藥依賴高質量數據集與算法優化，類似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數據閉環，未來可能出現“藥物開發云平臺”。而在CRO領域，那些積極運用AI、類器官等技術的新型CRO服務效率與質量將快速提高，對傳統模式造成降維打擊。

事實上，在海外已經有不少藥企行動起來，對此布局。自2015年開始，強生、默克、輝瑞、賽諾菲、羅氏等跨國藥企紛紛入局，投資相關初創企業或在新藥研發中引入類器官技術。

在國內，類器官及器官芯片公司整體處于早期發展階段，整體融資也處于早期階段，即便是融資較早的科途醫學、大橡科技、創芯國際，也仍然才進入B輪和Pre-B輪。上市公司方面，百洋醫藥攜手北大醫學共建器官芯片與3D疾病模型聯合實驗室，晶泰控股也已經參與孵化了類器官企業，算是提前預判到了風口。

總體來看，目前類器官相關產品相關技術并不成熟，想要替代動物整個過程還需要循序漸進的，而且這會是長期共存的狀態，類似于新能源汽車與燃油車的境況。

這一次美國的“搶跑”，就是想要占據先手，拉大與其他國家的差距。這種差距類似電動車早期中 美歐的技術代際分化，可能導致全球醫藥研發資源的集中化。最終，在這場“新能源戰爭”中，勝出者將是那些能快速整合AI、生物芯片與監管資源的玩家。